>>>专题：改革开放在出发 我为上海献一计

　　近代上海居住过数量可观的外国侨民，最多时超过15万，来自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日、俄、葡等近60个国家与地区，居全国各口岸城市之首。

　　上海设立过英、美、法三个租界，后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，故成为两个租界。租界历时长达98年（1845-1943），面积达48653亩，为全国租界之最。外侨是上海租界制度的制订者、执行者、管理者。外侨在上海经商、兴办实业，传教、办学、行医，在上海结婚、生子、娱乐、生活，在上海筑路、造桥、盖房，进行城市建设，将其母国的物质文明、制度文明、精神文明等移植到上海，使得上海成为与西方先进城市同步发展的城市，成为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。两租界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，是上海城市的主体部分。近代上海众多活动，无论是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，都有众多外侨参与其中。近代外来文化，特别是欧美文化，已经成为上海历史文脉中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　　上海外国侨民中，有野蛮的侵略者，罪恶的鸦片商，狂热的冒险家，但也有虔诚的传教士，谨严的科学家，杰出的新闻家、教育家、艺术家，有大量勤劳朴实的劳动者。既有人对中国人居高临下、颐指气使，甚至欺侮虐待，也有人对中国人平等尊重、友好共事，甚至认同中国文化，为中国的进步与革新事业，为中外文化交流，作出了特有的贡献。

　　英国人傅兰雅在上海生活首尾31年，翻译西书，出版杂志，教书育人。离开上海到美国教书后，依然情系上海，关心上海的文化教育事业，帮助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，还捐巨资创建上海盲童学校，那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盲童学校。他命儿子傅步兰在美国学习盲童教育，然后将他派到上海，担任上海盲童学校校长。他曾对黄炎培说：“我几十年生活，全靠中国人民养我。我必须想一办法报答中国人民”。开创中国盲童教育事业，便是他报答中国人民的方式之一。

　　英国商人雷士德是上海外侨中的房地产巨富，总资产超过1400万两白银。他去世前决定将所有遗产留在上海，用于资助慈善团体、华人医院，特别是设立雷士德基金，捐建雷士德学校，对中外学生开放。他捐助、关注的对象，主要是贫病幼弱群体，受惠的主要是教育、医学、慈善、儿童、穷人、病人。雷士德工业职业学校和雷士德工学院培育了近千名学生，名闻遐迩。

　　法国传教士饶家驹在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以后，在上海建立南市难民区，收容中国难民达三十万，树立了世界人道主义史的光辉典范。美国著名报人鲍威尔在上海主编《密勒氏评论报》，仗义如实揭露日军侵华罪行，报道中国人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的英勇斗争，因此惨遭日军逮捕与迫害。英国传教医师雒魏林等创建新式医院、救治难计其数的病人，匈牙利设计师邬达克在上海留下国际饭店、大光明电影院等不朽建筑设计，另一位匈牙利设计师鸿达也留下了新新百货公司、国泰电影院等著名设计。至于斯诺经由上海再赴延安报道红军英勇事迹，耿丽淑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、帮助宋庆龄从事爱国活动，都早已为世人所熟知。

　　在不少英美侨民心目中，上海是个新世界，是个美丽的地方，是个容易施展才能的地方，所以，在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“到上海淘金去”是许多西方青年的美好理想。不少英美侨民由于习惯了在上海的生活方式，回到母国以后反而不习惯起来，都说在上海的日子是他们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。有相当多外侨自称“上海人”（Shanghailander)，认同上海城市，也有人因出生在上海、成长在上海，而对上海怀有特殊的感情。

　　近代上海外侨，来自不同的国家、民族与地区，有不同的文化的背景，他们在上海各依其本民族的生活方式生活，衣、食、住、玩各行其是，各有以其本国人为参与主体的总会，各信其教。但是，他们在上海，总体上相处相当和谐。人类各种文明都是在不同地理、人文环境中产生的。人类整体文明水平是在各种不同文明的交流、融合中得以提升的。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不同宗教、不同文明背景下的外国侨民，在上海共同工作、生活，相互接触、交流、融合，使得上海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广泛、接触、交流、融合的典型城市，为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不同宗教、不同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提供了宝贵的先驱性、地方性经验。

　　不光如此，近代上海外侨与上海知识分子，还特别注意研究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、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问题。从1912年到1926年，美国传教士李佳白领导的尚贤堂，一直高度关注、讨论不同民族、不同宗教、不同文化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。他们倡导各种宗教“互相亲慕，尊重友谊，无尔我之见，无等级之分”的平等精神，持续不断地邀请世界各地著名学者，来上海讨论宗教对话、文化理解等极为现实而又相当宏深的问题，参加对话的有中、英、美、俄、日、印度、韩国、澳大利亚等各国著名学者，各种宗教、各类派别都有，李佳白、卫礼贤、伍廷芳、张元济、沈曾植、林纾等都在其列，还有美国布朗大学校长、圣约翰大学校长、清华大学校长。

　　在近代文明交流交融史上，这是一笔相当有特色的文化财富。习近平同志在多种场合阐述过各种文明应交流互鉴的观点，倡导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”。这为我们思考近代上海文化的特性打开了思路。近代上海文化正是在多元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。

　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上海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，在上海居住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。近代上海是被动开放，当代上海是主动开放，尽管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开放，但是，它们之间还是有相关、相通之处。一些出生在上海、或曾经在上海工作、生活的外侨，在改革开放以后重回上海，每每会有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浓郁感情。一些外侨的子孙来到他们父祖辈曾经生活的地方，也会比到别的地方多一分亲切。在上海建立一个外侨博物馆，全面、系统地展示各国侨民在上海的经历，特别是展示他们的积极贡献，展示有着不同民族、不同宗教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侨民和平相处的历史，这对于深入解读上海的历史文脉，呈现上海文化的丰富性、国际性、开放性，增强上海文化的吸引力，都有相当积极的意义。民营企业家吕焕皋先生在浦东已经建了一个简单的上海外侨博物馆，颇受欢迎。如果建一个更为丰富的上海外侨博物馆，一定会有更大的影响。

　　（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）